留給后世最珍貴的“遺產”，莫過于精神譜系的繪制，以及子孫后代、乃至國人的傳承與弘揚。
歷史鏡頭定格在南宋，國都臨安被稱為“行在”，收復中原的“夢”一直縈繞。嘉定二年十二月（1210年1月），一位飽經山河破碎之痛老人，留下絕筆《示兒》：“死去元知萬事空，但悲不見九州同。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”
這位名叫陸游的老人，至死沒見到山河收復的樣子，希望有朝一日“北定中原”的喜訊傳來，在“家祭”之時，切記“無忘告乃翁”。
“告乃翁”的遺憾，在于不能親眼親歷。
南宋林景熙沒能見到收復中原的景象，他在《書陸放翁詩卷后》中感嘆：“天寶詩人詩有史，杜鵑再拜淚如水。龜堂一老旗鼓雄，勁氣往往摩其壘。輕裘駿馬成都花，冰甌雪碗建溪茶。承平麾節半海宇，歸來鏡曲盟鷗沙。詩墨淋漓不負酒，但恨未飲月氏首。床頭孤劍空有聲，坐看中原落人手。青山一發愁蒙蒙，干戈況滿天南東。來孫卻見九州同，家祭如何告乃翁。”文中“來孫”何在？
袁甫，嘉定七年（1214年）進士第一，胸懷報國之志，曾言“邊事之病，不在外而在內。偷安之根不去，規摹終不立；壅蔽之根不去，血脈終不通；忌嫉之根不去，將帥終不可擇；欺誕之根不去，兵財終不可治。”平生所至興利除害；在朝靡切權貴，抗論不阿。后來，他在給程沐的父親程榆作《提刑秘閣程公墓志銘》中，透露出中對現實境況的無奈。作為中奉大夫、提舉紹興府千秋鴻禧觀的程榆“告老于朝，天子諭其請，進直中秘，以寵嘉之。鄉之士大夫用漢元德唐貞曜本朝明道故事，號公為安節，蓋公退居山林十有余年，安節之名不忝也。”袁甫一方面對程榆歸隱予以贊賞，另一方面又記述他與程沐講經的往事，“余每與沐講論經義，歸必告乃翁，輒欣然領會其意。屬余大書其堂曰‘中庸’。公益喜，憾相得晚，戒沐朝夕省勿忘。”文中的“告乃翁”是指程沐把習經的心得講給父親程榆聽。與陸游《示兒》中的“告乃翁”大相徑庭。在國破之際，崇尚“中庸”，何以收復河山？
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季春，增訂《方輿勝覽》的祝洙在題跋中頗為感慨，中原盡失，描述“勝覽”，心中不免由陸游《示兒》而五味雜陳：“略盡中原吾能述之圖經，不足證也。且朗吟陸放翁絕筆之詩曰：‘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無忘告乃翁。’堂堂忠憤之志，若合符節闕，今君王神武，江東將相又非久下人者雪恥百王除兇千古，洙泚筆以俟，大書特書，不一書鋪張金甌之全勝，于勝覽有光云。”
到了元朝，對陸游《示兒》有不同的詮釋，甚至“稀釋”，直接影響著傳統文化的教化功能。
元代陸文圭《墻東類稿》卷九《跋蔣民瞻詠史詩》中說：“延陵蔣民瞻博學雄文，妙年登第，流落不偶，卒老荊溪之下八十余年，手不釋卷，作《通鑒》擬古七言絕句六百余篇，悉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大事，參以先儒史評斷，以己意從而褒貶之。”其中，提到蔣民瞻有首《平高麗》：“三十年間幾戰功，坐看諸將取遼東。武功幸可誇來世，家事應難告乃翁。”顯然，他只是化用了陸游《示兒》之“告乃翁”，以“家事”言之。
元代方回在《瀛奎律髓》卷四十四評述陸游《示兒》時說，“后生讀此選詩，不可以病為忌、死為諱書之。《洪范》曰：‘考終命，禮之善。’《頌》曰：‘哭于斯，乃人生之終事也。’得如放翁八十有六者，世有幾人哉？”他提醒后人注意：生死有命，不可忌諱，陸游活到86歲，世上能有幾人？這，恰恰忽視了陸游生死間的愛國情懷。
明朝，龍飛淮甸，漢儒重新挺直腰桿。
明代學者徐伯齡，博學能文，工琴善書，性曠放。他在《蟫精雋》卷十五《放翁臨終詩》中寫道：“放翁陸務觀于宋嘉定己巳歲冬臨終易簀之際，作詩云：‘死去元知萬事空……’愚謂矍鑠哉！此老可謂沒齒不忘朝廷者矣。較之宗澤三躍渡河之心，何以異哉？”一筆一刀槍，把陸游的《示兒》與抗金名將宗澤相提并論。
明末，以魏忠賢為首的宦官亂政，與東林黨有關或受牽連的官員慘遭陷害，被殺或自殺。家在壽州城（今安徽壽縣）的監察御史方震孺也被誣下獄。《小山嗣音》收錄方震孺《絕命詞》十首，其中九首以“告乃翁”作結：御史中丞楊漣留訣別血書，他以《楊中丞漣以乙丑七月廿三日取命鎮撫司，夜半嚼指血，書一百廿七號字付獄卒，顏紫，是夜白虹貫日》為題寫道：“不知血字言何事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面對周朝瑞太仆、左光斗僉院、袁化中侍御史、魏大中掌科先后被害，他以《周衡臺太仆、左浮邱僉院、袁熙宇侍御、魏廓園掌科，以乙丑七月八日先后死鎮撫獄。獄中產黃靈芝一本，大如盤》為題感嘆：“春風何日吹枯骨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給事中魏大中“修潔自好”，以“比贓死”，他寫道：“飛云作配西湖上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侍御史夏之令以疏侵毛文龍而死，他寫道：“水枯石落思秦鏡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顧大章（字塵客）憲副，被杖死，有人仍“巧言諫請免律”，他寫道：“郎官應否言官律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陶元暉中丞不愿誣告他人，也被以“論贓”罪處死，臨終遺敝衣數件，他以《陶元暉中丞登萊道海運用餉不過三十萬耳，乃請臟四十萬，以其不肯扳韓相國及楊左等也。乙丑十月廿一日比死刑部獄。臨絕，以敝衣數件遺予托付其嗣君學贍等》為題寫道：“敝衣代掛延陵樹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左都御史高攀龍受魏忠賢“義子”崔呈秀誣告被捕，在押解途中，“投江而死”，他寫道：“代胥應作長江主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；他對閹黨之徒崔呈秀，以《崔呈秀，大內義子也。以聽勘御史不半歲，口傳晉副都御史，尋又口傳晉大司空，自是推升大僚，殆吏部不能主也》為題寫道：“溫侯不久臣郿鄔，家祭無忘告乃翁”。最后，他坦言：“天日既明，不妨示意各家子孫耳。”
天啟六年（1626年）秋，方震孺奔赴刑場，“赴西市作絕命辭三首”，卻無一句“告乃翁”。幸運的是，崇禎帝即位，他得以赦免，后又重返官場，擢廣西巡撫。清軍入關，報國無門，他“憂憤而卒”，把生命永遠獻給了大明王朝。計六奇《明季北略》對其最后的時光描述比較詳細：“震孺郁郁失志，每自言曰：‘南都諸臣，忍忘先帝仇乎？吾當為先帝驅螻蟻耳。’病遽不起，索筆題詩，有‘一痛橋山幸回首、麻衣如雪見先皇’之句。仲子惟馨仕閩，兵部司務署篆，其上封事有曰：‘蕭王為將而不為天子，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。宋高為天子而不為將，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。’時謂名言。大清兵南下，痛哭疾走南雄，委頓逆旅，嘔血而卒。子居易，發覆額，亦不愿回里，隨死之。”趙吉士《巡撫方公傳》亦云：“（方維馨）子居易，發方覆額，亦死之。”嘉慶《鳳臺縣志》卷八《人物志》中記載方震孺次子“方維馨”說，他“以保舉授江西瑞金縣知縣，未之官，隨父任廣西。后攜幼子蹈海以終。”大體而言，方震孺在明亡之際嘔血而卒，他的次子方維馨和孫兒方居易也一并“蹈海以終”。
陸游生于淮南“淮之湄”，留下《示兒》，以筆作刀槍；淮南壽縣的方震孺，一介文人，奔走呼救，把“示兒”的責任扛在肩上，連他的一個兒子、一個幼孫也隨之殉命。這是真正意義上的“示兒”。
“告乃翁”，始自《示兒》，是陸游筆下的原創基因。
方震孺詩中的“家祭無忘告乃翁”，一再書寫，權作對《示兒》的沿襲、傳承，踐行著其《訣故園親友》所堅信之言：“忠魂不作厲，凈業已超仙。氣骨生前累，文章死后傳。”
（孫友虎）
